参照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第29-04条，其规定了警察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须在安全时向指定机关报告，以及相应的登记、调查制度[10]，我们认为应当将事后报告审查制度细化为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和开枪射击，同时规定报告的例外情形，以严格规范各个阶段与形式的枪支使用行为。

[19]把三种孝亲方式都涉及到的内心感受与外在行为放到知与行的层面上便可以发现，孝道具有孝德与孝行两方面内容，既内含着养亲与安亲安身方面的孝行，也内含着敬亲与安亲安心上体现出来的孝德。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存在着养敬分离现象，那样的现象一旦出现就表明，尽管尊敬父母是人区别于犬马的本能以及本性，而且具有德性色彩的本能以及本性若要发挥出来，原本就依靠自然而然的内心自觉，但仅凭人的内心自觉难以保证一定会唤醒自身的内心自觉，即使是能够唤醒内心自觉那也难以保证一定会召唤出人的本能，即使是能够召唤出人的本能那也难以保证一定会召唤出人的本性，即使是能够召唤出人的本性那也难以保证人的本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继而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

实质性传统是指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代相传的范型视为有效指导思想的倾向。它们皆以安父母之心为精神导向，又以安父母之身为行为导向，使得安亲作为孝亲的第三种方式又得以彰显。同时，恰恰也是因为血缘亲情关系要比其他关系更为稳定，使得伦理话语作用于代际伦理要比包括权利话语在内的任何一种其他话语都更为方便。其二，把权利放置到后置的位置上，也就意味着要抬高伦理并且尽量缩小权利话语的运行空间，而与社会转型时期注重立法的时代走势不符，甚至会否定法律的存在意义。[6]他们在批判父权制度的同时又认可儒学的存在价值而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有所接续。

虽然要求用人单位为子女探亲提供方便，但子女若不经常看望或问候父母又该如何却又没有做出规定。仅凭伦理话语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是权利话语得以选用的起点。[xlix]劳动关系中解除了人身依附，实现了就业自由。

在宏观方面，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通过市场-国家机制实现互补。公民为全体国民赋予统一的身份，提供同质的公民权。这些思想影响了近代法律制度，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回应，在法律领域确认普遍的独立平等人格，并为各国民法所效仿。私法身份是对人进行类别化调整的制度，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身份是最重要的综合形态的生存利益，获得一定的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一定的利益份额。

因为此时发生作用的身份是消费者。[xliv] [德]赖纳·汉克著：《平等的终结——为什么资本主义更需要竞争》，王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页。

[lvi] 人格平等的基本内容需要通过身份差异来理解。[xv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4页。近代以来，按照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洛克式理论，个体自己决定自己，获取社会地位，并主要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契约制度以及市场制度而与他人联系起来，这些制度帮助创造财富，同时也导致合法的不平等。人格平等本身包含身份差异的演化趋势。

人格平等内容的扩展依赖于对身份差异的不断超越。[xliv]由于彼此人格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和自由竟争，以决定私人产品的得失。然而，这个过程并非自发出现的，而是在实质公平理念指导下，通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反复博弈，人类社会不断完善制度规则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也存在妥协、兼容与相互补充，从哲学上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xx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7-439页。如教会法将遗嘱改造成意志的一种，婚姻也被视为一项契约，是双方个人意志合意的产物。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在私法制度中具有不同的法律功能。从整个社会角度，身份体系结构和身份流动机制也能促进社会效率。

[xiii]那么，在人身法中，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各自本质究竟是什么？只有在认识两者各自本质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各自的调整对象、运作规律与功能局限。体艺明星拥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声望，具有良好的市场号召力，他们可以收取报酬而允许他人将自己的肖像、姓名或者具有识别功能的其它人格标志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广告，从而将公众对他的关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进行商业化。[xi]这种观点指出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导致新的社会差异的产生，新的社会差异提出重视身份差异调整的要求。结构是法律制度一个基本的、明显的组成部分。有些身份是后天获得的，在先天秉赋的基础上，通过人们后天的努力结合生存境遇，进入不同的身份体系、获得不同的身份岗位、享受不同的身份权益并履行不同的身份义务与职责。相反，随着劳动力的能力对收入水平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收入水平取决于诸如种族、性别等因素的状况就消失了。

其三，身份差异可以体现为利益顺序。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的经典表述为例进行分析，其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这套关系在实际活动中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性质发生影响。[xxxvi] [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在身份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扶养与被扶养等关系，特定身份者可能作为其他主体意志的作用对象，身份共同体、身份体内部成员、身份体外部关系人之间存在的联系既构造了身份体内部秩序也构造了身份体的外部秩序，外部人应该尊重身份体和身份者的身份利益，在侵犯身份体或身份者的权利时，可能基于侵权产生侵权责任。内容提要: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共同支持人身法大厦，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我们需要研究两者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可以接受自由、效率、公平等价值衡量。

虽然农业社会是一个总体收入较低、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人格平等的内容之一就是限定身份差异存在的功能领域，身份差异是为特定功能而设定的，超出目的范围，身份差异就不应该也不能发挥作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遵循人格平等。[iii]参见康德：《法的形而上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页。同时，因为单个的自主交换过程的实现取决于整体的经济行为，存款人通过货币贬值被剥夺了财产，供应者、需求者和劳动力因为市场的垄断而屈从于不利条件，公平的经济成果的交换往往由于这些操纵而受阻。

[xxxiii]人格平等的客观基础在于特定生活领域中具有人格平等的要求。[xxxv] Titmuss,Comment On Welfare (2nd  edn),p.65.转自种明钊主编：《社会保证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xlviii]参见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载恩靳·F．伊辛，布雷恩·S．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xxi]我们可以将广义财产理解为人们均拥有获得财产的资格，但是，这种资格仍然是抽象的。

[vii]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viii] [意]阿尔多·贝特鲁奇：从身份到契约与罗马法中的身份制度，徐国栋译，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6期。没有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近代国家的强烈保障，市民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

在中世纪，在一种领域获得的身份会影响另一个领域，导致社会成员在人的层次上被分为不同的身份等级。近代以来，人们追求人格平等，但是，始终无法消除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结构，可见，单纯提倡人格平等也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但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往往会使人们洋洋自得而忽视自由市场体制的局限性。两者均具备伦理价值，但是，身份差异与人格平等各自的伦理倾向不同。

如果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单纯的人格平等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形式公平本身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人格平等在什么情况下意味着进步？身份差异在什么情形下意味着落后？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的功能界限是什么？两者如何兼容协调？   二、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本义 以古典的观点，法律可以不仅在价值领域，而且在事物的绝对本质中被确定下来。

近现代法律设计中，通过社会福利制度为所有人提供公共产品。积极财产为财产之整体，亦即权利的总和。

[xlii]因此，任何身份差异对待不能导致对人格尊严的否定，即不得对卑微身份者进行非人对待。通过社会优抚制度，对于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提供帮助。